 王昭同志，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、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。1917年6月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天井村一个农民家庭，193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，1936年后担任中共平山县委副书记、书记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辖区北岳区第四分区地委书记、冀晋区党委副书记、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政委、64军政委等职，全国解放后，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，公安部副部长，青海省委第二书记、省长等职。在十年浩劫中，惨遭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，1970年2月12日含冤逝世。
1964年 ，王昭（左一）等考察柴达木。 王昭同志的一生，是廉洁奉公、无私奉献，求真务实、心系百姓，为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长期艰苦奋斗的一生。虽然他离开我们已经44年了，但他为民务实清廉的优良作风，连同他的音容笑貌，一直留在人民的心里，成为党员干部永远的楷模。 一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，由于工作需要，组织上配给王昭一匹马。这匹马，王昭平日让给老乡使用，战时让给伤病员骑，自己却常常坚持步行；抗日战争初期添置的一床旧棉被补了又补，伴随了他一生，成为“传家宝”。 全国解放后，部队生活条件有了一定改善，有的同志羡慕起了安逸的生活，王昭及时引导大家重温毛泽东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的话，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，还经常在军委会上讲话：“艰苦奋斗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，不贪图享乐是革命的本色，不要乱花钱，不要搞花钱比赛。”他带头在第64军顶住花钱风；经他提议，军里研究决定把在战争年代积蓄的四百余两黄金全部交给国家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。 抗美援朝期间，他收到弟弟来信，说母亲从老家到了石家庄。他立即给弟弟回信，要弟弟劝说母亲，在石家庄住几天就回老家，不要在城里吃闲饭，不要离开劳动。要弟弟转告母亲，她的儿子不是“做官”，不是“新贵”，是共产党员，是人民的勤务员。母亲盛赞儿子的想法，高高兴兴回到农村，勤俭持家，直到他被迫害致死，母亲也含恨告别人间。 1953年，他奉命从朝鲜回国，任公安部副部长，部里为照顾他的生活，让他住在一所楼房里。不久，部里调来了一位较他年长的副部长，他主动搬出楼房，把房子让给这位老同志住，并主动要求住在公安部机关的一所普通平房里，一住就是八年。他调往青海省委工作不久，就让家属搬出了公安部。 在公安部任职期间，得知父亲病重，他经石家庄探望父亲。石家庄的老同志要用小汽车送他回家，他婉言谢绝，还亲自到汽车站买了车票，乘公共汽车回家。在青杨树车站下车后，碰到了东柏坡的老贫农阎九林，阎九林一见他依然朴素的穿戴，依然坚持步行回家，情不自禁上前紧握着他的双手说：“哎呀呀，小王，你当了副部长，成了高干，还是一个小王啊！”他风趣地回答说：“我要不是‘小王’了，你不就得撇起嘴来，不叫我小王了！”阎九林直到临终前还念叨这件事，常跟人说：“王昭，高干不‘高’！国家干部要都这样，就好了！” 他来青海后，组织上给他配了一辆红旗牌轿车，他问司机，红旗车比其它车省油还是费油？当他听说费油时，就说，目前我们国家的汽油这么紧张，费油的汽车我不坐。在他的坚持下还是把红旗车换掉了；按照规定，组织上给他配了一名厨师，他却说，现在国家还有困难，不能为了个人方便和享受，给国家增加负担。问他没有厨师怎么吃饭，他高兴地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饭盒说，让公务员每天到食堂给他打饭吃；在青海任职期间，他一直住在机关一所简陋的小平房里，并在那里接待了很多来访的干部群众。 二 1961年3月，青海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面临严重困难。年轻有为的王昭肩负着党中央的重托和青海各族人民的殷切希望，出任青海省委第二书记、省长。 王昭初到青海时，我正在省畜牧厅担负领导工作。当时青海的畜牧业正面临着一场大灾难：由于“左”倾错误的影响，有的决策者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主观地提出“把牧业区早日建成全省主要农业基地”的错误口号，强令各地“以开荒为纲”，弃牧从农；在没有充分基础的情况下大办、强办人民公社；接着又让牧民去开荒。队队开、社社开，有的地方无地可开，竟组织远征队，跨山越岭，长途跋涉，到外县去开荒。大规模的开荒，不仅破坏了大片草原，而且造成牲畜的大量死亡，畜牧业生产遭受巨大损失。 为尽快扭转这种局面，王昭不顾个人安危得失，毫不留情地揭露、批判错误倾向。在一次各厅局级干部参加的会议上，他根据调查研究得到的第一手材料，严肃指出农牧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，最后，他情不自禁地拍案而起，把帽子扔在桌子上，坚决地说：“为了刹住这种‘左倾’蛮干、玩忽党的政策之风，纠正违背客观规律、不实事求是的错误做法，就是摘了我的乌纱帽，我也心甘情愿！” 接下来，他团结广大干部群众，批判浮夸风、“共产风”和不从青海实际出发，搞以粮为纲，破坏草滩建设等“左”的错误，在党内党外逐渐统一了思想，分清了是非，使绝大多数干部认识到“左”倾蛮干，违反党的方针政策，违背经济规律，不实事求是，不因地制宜，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是不可估量的。 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，王昭以极大的革命毅力和气魄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，深入农牧区调查研究，扎扎实实地指导工作，明确提出“正确认识青海，积极改造青海”、“把架子放下来，把生产搞上去”等口号。 1961年5月下旬，他到州县进行二十天的调查后向省委写了一份报告，报告中提出“要改变公社体制，划小生产队，把公社、大队变为行政领导机构，实行生产队所有制，明确宣布牲畜归生产队所有和经营，发展小集体经济，十分必要。”把公社、大队变为行政领导机构的实质是把公社作为原来的乡，大队作为行政村。 他根据当时党中央和西部局在牧业方面的各项方针、政策，针对青海实际果断地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措施。例如，关于牧业开荒问题，他主张因地制宜，不再搞“以开荒为纲”，从而保住了大片草原，使许多地方有了放牧之地；关于民族统战问题，他主张要重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、长期性，迅速把优秀民族干部放到各级领导岗位上；在民族宗教方面，他坚持要根据群众的正当宗教活动需要，每个县开放一座或几座寺院，照顾各种教派，做到一派一寺或一寺几派；在发展畜牧业生产方面，他明确提出：社队规模宜小不宜大，太大的要尽量划小，政策要放宽，管理方法要多样，要着重发展小集体经济。可以实行包产到户、包产到人。国营农牧场，凡是妨碍生产的，一律停办。在平叛中没收的牧民牲畜，要如数退赔。畜牧业破坏特别严重的地区，还可以允许组织互助组，或者单干；在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，他明确提出：自治地方的党委和同级自治政府，党政工作必须分开，党委决定的问题，应通过自治政府办理，党委不要取代自治政府应有的职权。 1961年和1962年，为了解决好青海人民吃饭问题，由他提议并经省委省政府研究后，在农业区实行“轻税政策”，鼓励农民垦种荒地，多种多收；在牧业区实行“以牧为主，多种经营”的政策，纠正了大量开荒、破坏草原等极“左”错误。 这些措施，使全省农牧业很快呈现出一片喜人景象。1962年，青海省农牧民基本有了口粮，到1965年，青海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。同年，全省畜牧业收入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。 三 1963年，在农牧业基本得到恢复和初步发展后，王昭开始进一步规划青海的发展远景：将青海建成祖国的粮仓，提高畜牧业生产，开发利用祁连山、昆仑山、柴达木的矿藏资源，尽快修筑青藏铁路……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写道：“青山处处埋忠骨，不变青海誓不休！” 建设青海，首先要正确认识青海。为此，他越荒原、走戈壁、攀雪山，足迹踏遍省内牧业区6大州和农业区11个县、市，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。 1965年夏天，王昭率领一个由机关干部和农业、水利技术人员组成的清查工作组，带着帐篷和简单的炊具去柴达木勘探。从乌图美仁到塔尔丁那一段路坎坷难行，汽车常常陷进泥沙里，有时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路。他和大家一起用木板垫路，让汽车凭借木板一节一节向前移动。他还带头喊着号子在前边拉车，不时鼓励大家：“看，我们又攻克一个碉堡。”宿营时，他和大家一起拾柴、做饭，夜晚或住帐篷或干脆就蜷曲在汽车里。这一带牛虻、蚊子多，叮得他满脸疙瘩，但他苦中作乐，毫不退缩。 一路上，王昭与当地基层干部、群众交谈，访问水文、气象、地质人员，勘查从昆仑山流下来的雪水，研究各个地段的地貌、土壤。和同志们边走、边看、边商量，他说：“这里可以修渠、打坝”，“那儿可以开路、打井”，“你们看，这里建设一个几万人的农场没问题！”看到一片怪柳，他说：“谁说柴达木是不毛之地？这里就可以培育森林！”看到一片芦苇，他说：“这些财富要很好地利用起来，可以开辟牧场，建立造纸厂。” 在行程六千里的调查研究过程中，王昭还视察了牧区的中心定居点和草原，视察了石油局、铅锌矿和石棉矿。每到一处，他都认真地听取汇报、检查工作、布置任务，还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研究、制定完成任务的措施。他说：“下来就要解决问题，不解决问题我们下来干什么?” 1965年《人民日报》报道了王昭深入调查研究的事迹，并号召领导干部都要下去调查研究，解决实际问题，中央领导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表扬了王昭，称王昭为领导干部调查研究的模范，号召大家向他学习。青海省委对王昭的调查报告非常满意，根据调查研究情况，初步制定了建设新青海的蓝图。 四 湟中县平安公社上庄大队，有个贫苦社员叫刘维金。解放十多年了生活仍然十分困难，而且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歧视。不用说上边来的干部从未沾过他的炕沿，就连村里的干部也不肯喝他一碗水。但是，1964年秋天，王昭走进了刘维金家那又黑、又潮的土屋，住在那伸不开腿的小土炕上，和刘维金一起吃那发酸的青稞馍，喝那能够照出人影的杂面糊糊。他和刘维金促膝谈心，说到伤心处，泪花在他俩的眼眶里打转，贫下中农的辛酸深深地扣动着他的心。 在总寨公社，王昭住进了贫农唐永顺家的牲口棚里。唐家阿奶听说他是省上来的干部，趁他外出，把他的行李搬到儿子的炕上。他回来后，感到很不安，对老人说：“你们一家三代，住的不宽敞，我在哪里住都一样。”又把自己的行李搬回原处。那一夜，王昭的被头上结了一层冰，两只脚到天明还是凉的。后来有人告诉唐家阿奶说，王昭是省长。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开始不相信，继而感到惊奇，这个衣服打着补丁，搬石头拣最大个的、推车赛过小伙子的“干部老汉”怎么会是省长？ 王昭经常深入农村，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。哪里最艰苦，哪里最困难，他就到哪里去体察民情、了解情况、解决问题，用党的温暖去滋润群众的心田，农牧民说：“王省长是真正的共产党，是千年不遇的王青天！” 王昭用自己的行动，与青海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每当他要从一个地方离开的时候，村里的人们都恋恋不舍。一位村长含着眼泪说：“你住在我们这里，没吃一碗白面面片，真过意不去啊！”王昭回答道：“我们下来是为群众办事的。你们能住，我们也能住，你们能吃，我们也能吃，我们是一家人。” 五 心底无私天地宽。无私，才能无畏；无私，才能使人的品格高尚、伟大。而高尚伟大的品格，往往在危难之时才能真正体现出来。 1966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。运动初期，林彪一伙就蓄意要搞掉王昭，在同年7月和11月分别召开的西北局扩大会议和青海省委扩大会议上，有人就恶毒地散布说：王昭是彭(彭真)、罗(罗瑞卿)的死党，是彭、罗安插在西北和青海的黑钉子，声言要把王昭打成“黑帮”。接着，有人在西宁街头贴出了“打倒王昭”的大字报。 1966年初，我从省畜牧厅调到省人委担任秘书长。九月间，大批外地“红卫兵”串联到西宁。他们“打炮”、“火烧”，揪斗王昭，说他是青海最大的走资派，还伙同西宁地区的一些人，冲击省委、省人委、省政府。机关已无法办公，许多领导难以正常工作，面对这种情况，他顾全大局，任劳任怨，无所畏惧，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，及时召开紧急会议，采取各种形式，抵制冲击机关、冲击领导的行为。 针对这些情况，王昭明确指出，对“红卫兵”运动，一要冷静，坚持原则，决不能扩大武斗事态；二要团结大多数，孤立极少数混迹于群众和“红卫兵”中的坏人；三要做好机关干部工作，搞好本职工作；四要敢于抵制错误行为，坚决制止武斗。 在这段时间里，由于工作需要，我和王昭接触比较多，很多事情都是由他直接给我布置，他让我积极工作，大胆负责，并且说，工作你来做，出了问题我担着。为使省人委领导和整个机关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环境，我除了在西宁宾馆接待室向干部、群众传达了王昭在省委会议上的讲话精神，还组织有关同志撰写了一些宣传青海工作成就的文章，安排专人加强省人委的电话总机室和省领导的安全保卫工作。有一天来了一伙人，高喊口号，要强行闯入马辅臣副省长的家。我闻讯后，立即带领省人委办公厅的部分干部，赶到现场，宣传政策，阻止这一非法行动。 在当时，为了保全自己，牺牲他人，出卖他人，甚至诬陷他人的人和事已屡见不鲜，而王昭却光明磊落、无私无畏，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，为下级承担责任。他的这种高尚品格，这种博大胸怀，这种英雄气概，使在场的许多干部为之动容，也给大家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。在王昭同志的感召下，许多领导同志敢于讲真心话，敢于抵制错误行为。即便在“四人帮”最为猖狂的时候，也没有向错误行为低过头。 王昭同志，青海各族人民永远铭记您。 (作者为原青海省委副书记、青海省顾问委员会主任马万里) |
